——評長篇小說《回族人家》

  二零零六年仲夏，元康先生的新作《回族人家》面世了，筆者與廣大穆斯林讀者一道向作者敬致“穆巴拉克”！

據我所知,這部近四十六萬字的文學作品,是第一部反映新時期回族人民生活現狀的長篇小說,它填補了回族文學中反映都市回族社區發展變遷的空白,它再現了改革開放之后都市回族群體的精神風貌。

作者元康先生自幼生長在一個京城回族社區中的穆斯林家庭，祖母與母親都是虔誠的穆民，在她們的教育與熏陶下，以瑪尼(信仰)的種子從小植入心田,回族文化的營養浸潤著他,使之對母族懷有赤子般的火熱情懷。參加工作后他雖然離開了回族社區，但割舍不斷的縷縷親情讓他和回族穆斯林始終保持著緊密聯系，他處處關注著回族人民的變化和進步。

曾任過記者的元康先生，以敏銳的目光對本民族的文化和心理進行觀察體驗與反思分析，他以科學發展觀關注回族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既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回族的進步，也看到在當前形勢下，回族存在的明顯不足。如：在大城市中多數回族青少年對本族的歷史文化知之甚少，也沒有學習的機會，由此回族傳統文化的傳承面臨著重大的考驗，這是關系到回回民族特別是都市回族的前途與命運重大問題。作者認為：一個民族要發展就要不斷正視自身的不足，克服缺點，不斷進步。出于這種對母族的文化自覺，于是他舉意：將此問題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再現出來，以此為切入點，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部小說或許不能完全起到這樣的積極作用，但是作為都市回族的生活現狀的客觀反映，小說為讀者留下的廣闊的理性和藝術的思維空間，是足夠讓人們認真思忖的。

在當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各民族的文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我們應樹立世界眼光,居安思危,以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為己任，振奮民族精神，始終保持對文化霸權主義的清醒認識,教育青少年對中華文化樹立自信和自尊。

眾所周知，回族人民在較為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堅持信仰伊斯蘭教，以“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的態度努力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用“兩世吉慶”的人生觀處理信仰與務實的關系，把“愛國是伊瑪尼的一部分”的理念貫穿于愛國愛教的社會生活中，與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道，建設我們的偉大祖國，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積極貢獻，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

在我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在歷史的重要關頭，在時代的機遇與挑戰面前，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回族文化，如何與中華民族文化一道共同進步共同發展，這是擺在廣大回族同胞面前的嚴峻問題。小說作者能以時代的目光，站在文化自覺的高度審時度勢，緊緊抓住都市回族發展和變化的重要課題，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深入生活，寫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好作品。在此書出版之前，一些讀者已在《高原》雜志或在網上見過連載，他們為這部書的出版叫好，是因為書中的故事就像發生在他們的身邊，他們喜歡書中的人物，認為這些人物身上所發生的事情，仿佛是他們所經歷過的往事，讀者能叫出小說中人物的名字，能講出小說的故事，能說出人物間的復雜關系，這足以說明小說的創作是成功的！是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

回族問題在雜、散居少數民族問題中歷來表現得最突出、最敏感，回族問題形成的原因也最復雜，有歷史的、現實的、理論的、宗教的，有屬于回族自身的，有屬于社會的，甚至是政府的。因此，要寫出一篇反映現代都市回族狀況的長篇小說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由于伊斯蘭文化與回族文化高度合一的文化特征而形成的“族即教，教即族”的回族穆斯林的認知心理，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行為特點的表達，不能不使作者直面某些人們所不愿意觸及的話題。又如：回族伊斯蘭文化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伊斯蘭信仰對回族人倫理道德的影響，這些在文藝作品中如何表達，又是一個難以準確把握的問題。總之，沒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沒有可能被誤解的心理準備和理論勇氣，是不會去觸動這些敏感話題的，作品中對這些話題的處理也可能不完全是恰如其分的，但作者知難而進的創作精神著實令人敬佩。在三年四稿的艱苦寫作中，元康先生努力學習黨和政府的關于民族宗教的政策、法規，學習伊斯蘭經典，并廣泛征求各方意見，以社會學的視角，深入社會、深入實際、深入生活，進行實地考察，對書稿不斷修改，元康先生的這種對社會、對讀者的高度負責的態度實為難能可貴。

作者深明：知榮辯恥，是文藝的崇高使命；知榮辯恥，也是對優秀文藝作品的必然要求。高爾基說：藝術的目的是夸張美好的東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壞的——仇視人和丑化人的東西，使它引起厭惡，激發人的決心，來消滅那庸俗貪婪的生活中可恥的卑鄙齷齪。作品不僅在褒獎真、善、美方面投入了很多筆墨，而且在貶斥假、惡、丑上也做了悉心的安排,使之符合嚴肅文學的寫作標準.起到了提升人性,改良社會的作用,總之;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對年輕人的教育。

對于回族題材的小說，首先值得關注的應是：它是否具有回族特性以及回族特性是如何被表現的。著名的俄羅斯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說：“每個民族的民族性的秘密，不在于那個民族的服飾和烹調，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此言對于回回民族來說最為貼切。著名回族學者白壽彝先生曾指出：從事中國回教史研究的人，他不止要有言語和文字上的必備資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國回教人的心。研究回教史需如此，寫回族題材的文藝作品亦需如此。回族是一個自我意識非常強烈的民族，她由突出自我意識到突出信仰意識，從而表現出一種高度成熟與完備的民族心理素質，因此表現建立在以伊斯蘭為特色的共同文化基礎上的回族心理素質和由此而來的行為方式，是回族題材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必要條件，因此，作品對人物心靈的刻畫與雕琢才是重中之重的。正如王家康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主人公紹元出身平民，一向安分卻常常無端遭厄運，而且，還有許多和他相同的人物。讓人寬慰的是，這些善良小人物的最后命運卻又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作品最引人處是這些軟弱的小人物的變化。...…細讀就會發現，使主人公壓力下不沉淪，困境中能上進的正是得之其單純柔和的性情和內在順從的信仰，……由這種挖掘得出的論斷足可見小說的民族性。

我以為：中外文學史上，戴著面具的寫作和捧出一顆心的寫作所在皆有，元康先生屬與后者，他把自我的性格、情感和命運充分交織在一起，面對社會現實和人生主題去真誠投入,以心理分析師般的生動筆觸去描繪、闡明和剖析。小說《回族人家》是一幅京城回回人及其后代現狀的剖面圖，也是一幅社會轉型期人際交往和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的心靈畫卷。其中特別是對回族知識分子的刻畫尤為突出。例如書中對二號主人公米紹珩，從青年到中年、老年的社會經歷、婚姻家庭的生動寫照，足能引起回族知識分子的內心的共鳴：書中對回族大學生群體的刻畫也是成功的，他們關心回回民族的命運和前途，熱愛伊斯蘭文明，樂意把回族的優秀文化傳承下去，書中的納姓女生作者對其雖著筆不多，卻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小說對京城回族飄著“油香味兒“和”“把兒香味兒”原生態的話語，運用得活靈活現，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并給人以極大的想象空間。書中對回族穆斯林常用語采用詞后的小字注解，為不熟悉“教門話”讀者的理解提供了方便。

側重回族社區以清真寺為中心的典型環境——“回坊”的描寫，作者以城市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一雙審美的眼睛去凝視掃描，藝術地再現了傳統的都市回族社區的“立體”結構：圍寺而居的地理——居住結構，以此為地基，在這上面豎立起“八根繩、兩把刀、小作坊”的經濟——職業結構、“穆字號”小學、家庭教育、清真寺教育組成的宗教——教育結構、族內婚“親套親”的婚姻狀況和三代人以上的大家庭的家庭——婚姻結構，典型環境的描寫有力于小說主題的展開，故事情節的推移和典型性格的培養。

作者以不俗的寫作技巧，一改人們所習慣的套路即重視對“心靈的窗子”——眼睛的描寫，處處以“寫意”手法塑造人物，五官模糊但人物清晰,是作品肖像描寫的特色，我們發現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把進寺的鄉老、普通的市井人物等寫得是那樣栩栩如生。作者有意識地放棄了對男人的正面刻畫，只是略微進行一下形象的勾勒，交代一下身材、衣著即可；對女性人物除個別人提到鼻、眼，如說其長得有回回特征外，其余均未涉及五官，僅僅寫出衣著、體形。作者以十分真切的感情，樸實無華地寫出了這些看似沒有表情和五官的人物的言語、心理和行為，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使我們知道了他們的喜怒哀樂，從人物的命運中看出他們各自豐富的內心世界。米家三兄弟的各自相貌究竟如何，書中始終沒有交代，然而他們各自的特點卻是那么鮮活——頗有意味的人物塑造，不單是語言上帶著舒舍予先生的京腔京韻，這中國畫似的大寫意手筆，似乎更帶著白石老人的遺風。

作者在后記中自謙地說：這是一部“半生不熟”的作品。我認為：已到接近“揭鍋”的火候了。目前尚存一些不足之處，如：有的章節顯得松散平淡；有幾處對伊斯蘭教的知識交代得不夠準確。望元康先生潛心恭讀《古蘭經》、《圣訓》，海納百川，征集意見，力爭在再版前把這部小說打造成上等精品。

綜上所述，這部讓人愛不釋手的小說，用文藝手法，代新時期的都市回族述說了他們對未來生活的向往，而同時，也表達了內心的緊張和對千年傳統的留戀。給讀者提出了耐人尋味的傳統與現代的整合的問題,筆者認為:通過自覺的反思,真誠的參悟,總是能會找到答案的。

祈求真主襄助，阿米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