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尊重、與分享

——對話達沃斯論壇中國首席代表韋瑞龍 

導語:現任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論壇）的中國首席代表Christophe Weber先生，是一位非常帥氣、英俊的年輕人。他為自己起了一個非常中國化、而且內涵多元的中國名字：韋瑞龍。近日，價值中國網CEO林永青與韋瑞龍，就達沃斯論壇的一些核心理念和價值觀，以及“后危機時代”的全球化議程等話題，進行了視頻對話（以下為對話內容的文字部分）……

 Christophe Weber    簡介

 現任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論壇）中國首席代表、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特別代表。韋瑞龍在日內瓦大學獲得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碩士學位。曾經擔任過世界經濟論壇歐洲和中亞部副總監；瑞士國家議會法律事務助理與政治事務顧問。

林永青：我們知道您有在不同領域，如商界、特別是政府部門工作的豐富經歷，這些經驗是否使您在現在這個職位上處理更加復雜的國際事務時減輕了許多壓力或者說給您帶了許多新的認識？
韋瑞龍：是的。有時候你會發現企業或NGO組織與政府的關系并不總是那樣明朗。可能不同的文化導致每一個政府的構成都是不同的，體現在溝通機制上，理解事情的方式上。這也是世界經濟論壇在40年前成立之初，就積極與政府合作溝通的原因；同時我們也不遺余力地積極協調與商業伙伴，各界媒體的關系，我們始終相信，只有彼此之間更深刻的了解與理解，才能更好地進行合作。
林永青：夏季達沃斯論壇今年已經是在中國舉辦的第三屆了， 和以往兩屆在中國舉辦有何不同？在經濟危機背景下，從亞洲的優勢角度來看，關于中國的發展問題會不會成為會議的一個焦點？
韋瑞龍：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中國政府派出的代表團第一次與達沃斯論壇會面是在1978年；而達沃斯第一次在中國舉辦會議是在1980年，在人民大會堂；到了2006年，達沃斯開始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國舉辦正式的年度峰會，我們看到溫家寶總理的出席。在這里我要特別談到每年一度的中國峰會的兩個意義。第一，這次峰會提供給那些在特定領域不斷改變著或者影響著世界經濟結構的杰出的公司代表，比如說在互聯網領域的谷歌，阿里巴巴，他們就在不斷改變人們的行為模式，包括消費模式，甚至經濟的產業模式。
我們所做的正是為這些對世界經濟提出新的思考，為NGO或者企業搭建一個平臺。毫無疑問，高速發展中的中國是最適合的地方。當然，我們要構建的是一個全球性的平臺。我們所關注的焦點不只是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經濟發展。象中東地區的企業、以及非洲貧窮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同樣是我們所關注的。

另外，對于2009年的在中國舉辦的峰會，我想從這樣一個認識來談，實際上，這些年全球經濟的重心一直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我們想讓全世界了解東方世界對于全球化的理解。在此之前，我們已經看到了西方世界對于全球化的認識以及做出的反應。我們現在所做的是跟隨這種趨勢，給東方提供一個機會來對全世界說：看，這是我們所認識的全球化，這是我們對于全球化做出的積極反應以及我們在全球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我們所承擔的責任。

林永青：在全球經濟重心“東移”的過程中，對于全球經濟而言，我們看到了不少有益的影響。比如，中國歐美同學會召集了一些知名的中外學者，目前在做一些有關“中國與全球化”課題的深入研究，我的朋友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先生、這一項研究的牽頭人，就明確表達過這樣的觀點：“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中國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觀點，你是否認為這種經濟重心的“東移”，也具備著某些對于經濟發展而言的潛在風險在里邊？   
韋瑞龍：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可能我不會把它看成是一個風險來談，我想對于西方的企業和來自東方的企業，比如說中國的企業，他們之間想要互相更好的深入了解對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說非常非常不容易。他們需要的更多的對話與了解。這也是我們在世界各地舉辦不同的經濟論壇的主要原因。因為這種對話的需要，這種加深彼此了解的需要。要知道，人們對于世界每天發生的事情總是充滿好奇，由此我們正在努力搭建一個交流的平臺、一個不斷完善的交流平臺的滿足這些需要。 
林永青：現在當前的這種環境下，我的意思是：世界更加的全球化、更加復雜和不穩定，達沃斯論壇會不會主動改變一些原有的運作模式？論壇中有沒有什么不適應于當前環境的運營模式？   

韋瑞龍：我們總是努力做到有遠見，用長遠的眼光看待事物。首先，各種形式的論壇會議的召開，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們有完善的運作論壇會議的管理系統和經驗，可能現在不少人可以通過網絡視頻的連線，已經可以實現私人或者企業之間的對話，但是如何找到一種渠道面對面地加深彼此的了解，建立起相互之間的信任才是至關重要的。
企業家們所做的應該是圍坐在一起，分享他們的感受，想法與理念，然后共同創造新的事物。所以，可能最主要的改變來自于展示某樣事物方式上的改變。實際上，論壇一直致力于打造這樣一個被稱為“工作空間”的概念，在這個空間里，我們利用先進的同傳設備幫助他們順暢的表達他們的看法、意見，尋求他們的共識。在這個“工作空間中”，他們會感覺到彼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沒有溝通障礙。所以我想人們對于這種表象形式下的根本需求，是不會改變的，我們一直在改變的是尋找到的更好的表達這種需求的方式。

林永青：中國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勵經濟振興的政策，某些政策上的影響，也已經開始出現效果。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韋瑞龍：如果我們看看現在的情況，并且以此舉例來說的話，確實有這樣一種趨勢。在許多特定的領域，市場的參與者依靠自己的努力并沒有取得成功，而政府做出了相應的規章制度來完善這些體系，特別是金融這一塊，政府已經或者正在更多地參與到刺激決策制定的過程當中，比如說中國政府制定的一攬子消費計劃，就是對經濟發展很好的刺激。所以這可能是一種出于經濟發展需要的趨勢。而世界上不同的政府也在這些決策制定過程中起到了更多的領導作用。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它需要世界上不同的政府、政黨發揮更多的領導作用來適應這一發展的需要。 
林永青：達沃斯論壇是否會一直堅持施瓦布先生當初創立的非常獨立的宗旨，比如不會過多地以涉及宗教，政治的方式或資源，來激進地擴展論壇的影響力？  
韋瑞龍：我想是的。施瓦布教授在1971年創立了論壇，它一直是獨立的。而獨立的其中一層含義是因為我們采用會員制。我們有一千多家全球領軍企業作為我們的會員。這些會員每年需要向論壇繳納會費，才能參與到論壇的活動中去，一起討論、分享和學習他們在各個領域的成果，這些話題可能是專家學術上的發現，可能是媒體資源，可能是經濟發展，甚至是政治層面的。所以獨立的基礎對于這樣一個龐大的組織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不是一個游說團體或組織，因此我們不會屏蔽任何一方的聲音，我們選擇分享和傾聽，作為基本原則。論壇形成之初的主旨其實是決定并形成議題。所謂決定并形成議題就是指我們要找出問題的核心與根本所在，然后尋求合適的方法去解決它。例如，我們實際上是第一個把氣候變化問題提上議程的論壇之一。其實在2005年，我們已經和G8國家在一起討論過氣候變化可能導致的全球性經濟問題。所以正如我前面所談到的，我們盡量做到有遠見并把問題提升到全球性的高度來看。我們以全球戰略性的眼光去看待并提出對地區問題的解決辦法，比如說對待中東地區的問題上。同時，我們也會去關注某一產業的發展問題，比如能源，礦產，或者是移動產業。我們會試著去分析經濟危機給每個產業內部帶來的沖擊。

在今年一月份，為應對經濟危機，我們首先在達沃斯，形成了一些全球性的議題。然后我們會有七到八次區域性的活動，像在中東，非洲等地，我們都是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經召開過會議。我們能夠通過這些地區性的峰會了解全球經濟危機，對于不同地域地區的影響。與此同時，我們還會有一系列聚焦特定領域的產業峰會。而在今年九月份，我們會在大連舉辦“新領軍人物”年會。因此，你看到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不是某一個會議，而是一種持續性、流動性、反復性的在不同地區召開的會議的一種繼續，這些流動性的會議承載著相關信息的及時傳遞。

林永青：達沃斯的會員企業有一千多家，數量之多，論壇如何與這些企業建立有效地聯系或者溝通，如何組織與他們的關系？  
韋瑞龍：我們和論壇會員之間一直都保持著對話機制，其中的許多會員加入論壇的時間已經超過四十多年了。有時候論壇組織得更像一個大家庭。他們愿意與我們分享他們的感受。而我們會觀察會員企業的內部組成，加深對他們的了解，幫助他們實現他們的利益。
讓我們假設論壇中有一家公司想在中東投資發展，他們需要加強對中東地區的了解，我們就會建議這家公司每年去我們在中東地區舉辦的峰會。事實上，幾個月前我們在約旦舉辦了峰會。在幾天的會議中，這家公司的領導人可以見到超過一百位來自全球不同行業的CEO，可以有機會與超過70位內閣領導人會談。在幾天的時間中，這種所謂加強對于區域性的了解變得非常現實。而這正是基于有效的對話之上。

林永青：作為一家全球性的經濟組織，面對不同的政治體制，達沃斯如何協調好與各國政府之間的關系？   
韋瑞龍：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機制都是不同的。包括巴西的，美國的政府都是完全不同的。他們都有著具體不同的處理國內外事務的實踐方法。世界經濟論壇在中國設立辦事處是在2006年，而在1980年我們就已經在中國舉辦過峰會，可以說我們和中國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之間的關系是非常融洽、非常緊密的。
對于我們來說，與各個國家的政府打交道只是工作中非常常規的一部分，我們所要做的正是要去適應不同的政治體系、和文化差異，應該說也是我們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說仍然采用君主制的國家——約旦，它有著特別的政體，領導人是這個國家的國王，但我們依然通過溝通，了解他們是如何工作的，興趣所在，然后積極地幫助他們實現他們的利益，結識了很多當地來自政界或者商界的朋友。可以說我們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富有建設性的。

林永青： 剛才您談到了達沃斯論壇“新領軍人物”年會，這里面一定涉及不少新興產業、和新的行業領軍人物，比如在這個年會上，“新能源”、“綠色經濟”等新的發展理念一定會被提上議程，請您具體地和我們談一談？  
韋瑞龍：是的。我們會啟動一個非常有趣的項目，主要是關注經濟發展的模式如何發生轉變。我們會幫助我們的會員，去了解認識到全球的經濟體系會發生這樣一個轉變，這次轉變發生在許多層面，關系到發明和創新、人類生存環境的前景。因為這次經濟形勢轉變的發生，企業有時候就會回過頭去反思他們固有的商業模式。當然這種改變對于一些已經發展成型的公司來說并不十分容易，但是對于經濟發展來說，以創新來發展確是一大進步。
企業在今后的發展中會更多地考慮到環境因素，科技創新的因素。這將會是一次長期的發展模式上的轉變。我們要更加透徹地理解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企業的發展，社會經濟的發展的。而最能體現這些因素的企業無疑是那些正在蓬勃發展中的我們稱之為“成長中的公司”，其中相當一部分公司在科技創新等領域都做出了杰出貢獻，他們擁有著獨一的豐富的經驗來和其它公司分享。每個國家每個企業都有著自己的辦法，我們所做的是盡量把這些經驗具體化，放到一個微觀的范疇里使之可實施，并找出最好的操作性的辦法，而不是“高屋建瓴”地夸夸其談。

林永青： 世界經濟論壇中是不是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或者部門來對會員企業提供一些研究報告或者數據上的幫助？  
韋瑞龍：我們并不從事以盈利為目的的、傳業化的研究工作。然而，論壇組織的確有自己的一些團隊，負責專項研究。我們會將研究所得數據或者成果及時反饋給我們的會員，比如說我們經過研究總結了世界經濟領域“80大風險”，這對于我們的會員企業成功的生存并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都得益于我們有許多機會和來自世界一流大學、研究機構的教授、專家、學者合作。例如，他們會加入到我們剛剛啟動的全球議程理事會，這個會議旨在討論全球范圍內的各種事務。我們在這個會上討論諸如，環境問題、人口問題、商業問題等等。我們擁有兩千零二十五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主持召開各自領域的專業委員會。但是有趣的是，十七個分理事會到最后可能會自動關系，因為每一個領域的發展都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比如說某一區域的人口劇增可能帶來環境問題，而環境問題可能會影響到該地區的商業發展。我們所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綜合采納這些專家的意見，把它整合提升到一個整體和系統的高度，去解決諸如中東問題，非洲地區的貧因問題等諸多復雜的發展問題。

林永青： 比爾蓋茨曾經在2008年的達沃斯論壇上提出過一個新概念：“創造性資本主義”，他認為，這既對富人有益，也可以幫到窮人。您是否認為“創造性資本主義”真的能夠幫助社會底層的人，給他們帶來財富？  
韋瑞龍：我能說的就是，在九月份的大連新領軍這年會上，我們會努力去證明和展示創新是經濟發展的一種新的方式。因為企業的轉變，經濟體系的轉變，甚至是經濟重心的東移，每個人都可以付諸于創新。世界每天都在變化，盡管有時候會有些緩慢。因此我們不光要看到五十年來已經發生的變化，我們更應該明白我們需要做些什么來適應這種趨勢。毫無疑問，創新是最好的辦法。 
林永青： 您是否指在現實情況當中，依靠創新的理念可以解決社會現存的許多發展問題？我記得也是在達沃斯論壇上，比爾-蓋茨強調，過去20～30年，他更注重技術創新，而今天他認為“系統性創新”更為重要。  
韋瑞龍：我想是的。如果你看一下“社會企業家”這個名詞，就會發現它的奇妙之處。當“社會”和“企業家”被拆成兩個字來看的時候，似乎彼此有點矛盾。但其實完全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企業家，同時他完全可以享有對社會制度和文化的獨特看法。而在達沃斯這個平臺，我們有許多的社會企業家分享他們的理念與成果。只要他們的理念符合最基本的社會文化，能夠在意識形態領域被接受，那么我們愿意推動將其應用到商業應用，經濟發展當中。而這些才會真正給這個世界帶來一些新鮮與不同。有人說社會需要改變的時候到了，那么每個人都可以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這大概是比爾-蓋茨所指的“創造性資本主義”的意義所在。 
林永青： 是啊。德魯克先生在十多前就預見了，“21世紀的企業，將越來越是社會企業，越來越需要針對整個社會展開創新”。您是如何看待創新型公司的發展，或者說公司如何能夠通過創新的思維來實現改變？  
韋瑞龍：剛才也你介紹了一些關于價值中國網的情況，我很樂意再一次說你的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你的公司就是基于創新的Web 2.0理念，把商業財經和商業領域中有著不同工作職位需求的人、不同商業機會需求的人，通過網絡社區這個概念，聚攏在一起。這種模式為互聯網應用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相似的例子還有Twitter這個網站，這就是創新，卻看起來非常簡單。
試想十幾年前人類發明的第一部移動電話，我經常就會想，我今天已經不能想像，我可以在沒有手機的情況下完成今天的任何工作。如果沒有創新交通工具、和通訊工具，現在我就在想，我們面對面這樣精彩的討論，在以前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生的。這一切都要歸功于人們的創新思想。

說到人們的創新精神，我還想提到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教授提出的另一個概念——“地球公民”。他認為地球公民是指人們如果能在一個大的框架下，以“地球的名義”集中更為廣大的智慧，可能會發掘出更多的生存解決辦法，這是伴隨著地球公民的責任應運而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人們的創新思維。
 
林永青： 談到“世界公民”，我們自然而然會聯想今天的公民組織形態，就是“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經濟危機等世界急劇變化的大背景之下，您個人認為政府是不是也需要轉換角色來適應這種變？  
韋瑞龍：許多國家的政府，比如說英國政府，他們適應變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們經歷并且應對了上一輪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再以德國政府為例，他們建立了多樣化的如廣播，政府公務部門的“我的空間”的互聯網系統，事實證明這些對于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及時溝通是非常有效的。他們所做的其實就是不斷適應，不斷改變。有些辦法可能行不通，有些可能行之有效，不同國家的政府可能會依據自己國家獨特的歷史文化制定出不同的適應策略。但是這些都是非常開放的，就像今天的互聯網絡的開放程度一樣。 
林永青： 達沃斯論壇是否有一些特別的計劃，來幫助世界上那些傳統型公司去適應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全球互聯的時代？  
韋瑞龍：我們并沒有這樣一個特別具體的計劃或項目。但是，就像之前我提到的，論壇組織會召開特定產業領域的會議。以ITTC領域來說，許多國際通訊業、媒體的CEO會來到達沃斯這個平臺尋求交流，合作。他們期望通過議程設定，來達成共識。他們的確有過類似的討論，關于全球化背景下互聯網的發展問題，這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彼此交換信息，認清發展趨勢，更更重要的是這個平臺給他們在面對新的市場、新的風險時，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合作機會。
所以我想再次強調的是我們的工作不是告訴企業應該去做什么，而是提供一個平臺，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個平臺彼此加深了解，尋求合作。
 
林永青： 世界真是變得越來越“平”了，世界還不“平”的方面，就有：語言和文化。中國的東方文化歷史悠久而且完全不同于西方，你本人在中國工作，有否感受到因為文化差異帶來的不適應？你如何看待世界性的文化融合？  
韋瑞龍：首先，我尊重每一種不同的文化，在這里每天的工作都是非常愉快的，我不得不說中國的朋友非常熱情，他們總是積極地幫助你適應這里的一切。
要知道在世界上，作為文化的載體，語言的種類是豐富的。但是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文化伴隨著某些語言的消失、而徹底被人們遺忘。我想每個人都應該尊重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并感到自豪。因為無論是哪一種文化，都是建立在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歷史之上。每一種文化都有著其獨特的社會意義，它可能代表了人們希望獲得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認為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的生活狀態。更奇妙的是我們能從不同的文化之中體驗并且學習。我記得在中國，經常聽到有人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行萬里路，勝過讀萬卷書”。因為你在旅途中看到新鮮的人和事物，并能體驗到人們對生活不同的理解。所有這些可能會使你頓悟，并有所收獲。

正如論壇是一個全球性的組織，我們深信人類不同的文化會帶著彼此的尊重與欣賞，走向最終融合。就現在來說，人們還是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更加深刻地認識不同的文化。
 
林永青： 最后一個問題，您有什么想對我們價值中國網的中國讀者說的一些話，或者說一些你個對于達沃斯論壇的特別認識？  
韋瑞龍：我想我更愿意簡要地總結一下剛才我們所談到的幾個問題。我們談到了社會網絡的發展，達沃斯搭建交流平臺的意義，趨向對話交流與融合的文化等等方面。我想在過去的六七年，在政府部門和商業領域工作的經歷為我提供了一些經驗，盡管如此，我從未停止學習。而且我仍然在努力去加強理解和深入的認識。當然，這種理解是相互的。我們堅信，對話是唯一的出路。記得我們的會員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嗨，克里斯托弗，你知道我們每天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嗎？就是交流、交流、再交流！
而彼此的理解、尊重與分享，是雙方交流的基礎。而所有的這些，正是我們達沃斯論壇，一直所堅持的。我們堅信這是增進世界發展，改善人類生存狀況的唯一方法。這也是我們達沃斯論壇存在的意義所在。(2009-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