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倫
　　張伯歸真，匆匆一年。每臨牛街，心底愴然。遙思往事，悽楚難安。撫膝互慰，握手長言。清茶一盞，化地融天。拍案而起，邪祟難安。時也勢也，直言評斷。無私無畏，丹心赤膽。每思往事，依舊活鮮。音容宛在，近似目前。歸去來兮，深深禱念。真主闕下，慈恩無邊。短文祭之，遙拜西天。
　　寄情于短章，聊以抒懷。祈求安拉護佑張伯，天堂永駐。
　　楊東文
　　張伯景臣，他的一生雖命運多舛，且無名無位，但卻有許多人在看望他、關心他；他的老年，雖無退休金，也無任何收入，但他卻以九十三歲的高齡，有尊嚴地無疾而終，復命歸真。
　　這是多少官宦、富人所期盼卻又無法實現的！
　　真主的跡象，令人參悟。
　　張景臣：牛街意義的全部 （石彥偉）
　　最近這一年，去牛街有了不大一樣的心境。好像陌生了許多，心里空了許多。后來問友人，大多有這樣的心境。竟皆是因為這條街上，走了一位老人。
　　他是一位不能夠再純粹的草根老人。靠著低保生活，曾常年在禮拜寺里做燒水師傅。他不大注意自己的衣著，總是不很整齊，甚至也不是很干凈；他也從不掩飾性情中的一脈粗糙，遇到不平事、不喜歡的人，便和一個土著的老北京一樣，操著一口重重的京東腔調，大吼大罵一通，氣得胡子直抖。吼完了，便舒暢許多，開懷了許多，旋即又忘得一干二凈，該說說，該笑笑。
　　這脾氣不好的老人，我最初有些怕他。因為我向來是怕別人對我發脾氣的。可是他在我見過的五六面中，非但從未發過脾氣，反而溫靄慈祥得讓我想起我那已經走遠的祖父。也可能，最初結識老人，走進他那個簡陋狹仄的小屋子，是因為我跟隨著另一位他最尊敬的學者。倔老人在那位學者面前，順從得像一個聽話的孩子。
　　所說的學者，便是張承志先生。而那老人，叫做張景臣。
　　有一段時間，我曾幾次陪同承志先生禮主麻。先生約在牛街居多，并不是喜歡那里的喧鬧，相反他總是早早到了，悄悄地跪在后殿的一角，拿出阿語手冊背著單詞，沉入到誰也無法打攪的一個境界里了。主麻下來，他便急著走，穿越熙攘的人流，一心只想著見幾個知心的人。比如楊東文阿訇，比如清真超市二樓打工的西北娃娃杜舍兒，比如一個泊鎮來的賣肉師傅。而他來牛街最重要的、非行不可的儀式，則一定是去看望張景臣爺爺。
　　也或許，對他來說，張景臣這個名字，意味牛街意義的全部。這種印象深深地影響過我。
　　我們總是悄悄地走進張爺爺的家門，學著他一起躡手躡腳，不言不語的，徑直奔向里邊的一個小屋。那么小的一間屋子，除了一張床鋪，余下所有的陳設，只剩一個破舊的書柜。滿滿的書，滿得要晃動起來，要漫出來。床上的凌亂，也往往是被各種書報鋪滿。張爺爺可能已經習慣了與這些書睡在一起。
　　他收集著承志先生幾乎所有的集子，有一些是我也未曾見過的，比我的年齡還老的書。他也喜歡高興地炫耀他最近又收到了哪本好書好雜志，讀到了一篇怎樣好的文章。他堅持親自給承志先生備茶，夏天最熱的時候，他說冰箱里還有冰棍。
　　他見到承志先生，真的開心得像個孩子了。臉上的表情充滿了幼稚和頑癡。他會沒完沒了地說，說了些什么，都記不住了，當時也分明沒有聽得明白。只記得表情說變就變了，像是說書一樣，有聲有色的。有一次，他把自己給說哭了，好像是關于朝覲的故事。他到了天方了，一邊贊主，一邊失聲痛哭。我當時并不知道他的哭聲里，藏納著怎樣的苦難。
　　與承志先生有過交往的人都知道，與他在一起，你只管聽就好，很難接上話。有一次，眼見著承志先生與一位日本客人會面，打了招呼，便是這邊一大段單口日語秀。聽得瞠目結舌。可是偏偏在張爺爺這間小屋子里，先生極少說話，他放縱著張爺爺全部的傾吐，那種感覺好像是每一次傾聽，都當作是離別。
　　最深重的一次，先生說了話。先生手里捧著改定版《心靈史》的清樣，在老人耳根子邊上喊著說：“馬上就要印出來了！十萬美元，集齊了，就要帶到巴勒斯坦去！”他重重地拍打著老人的肩膀，像是拍著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像是拍著一個生死之交的兄弟，他仍然粗魯地喊著，“你給我頂住這口氣，給我好好活著，得給我看到新書出來，得等我回來！”老人聽得呆住，先生又像提醒似的猛烈地拍他，“聽見沒！聽見沒！”老人這才乖乖地點著頭，用彎彎的嘴角作了應答。
　　后來，在那篇叫做《飛越死海》的著名演講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句段：“北京有一個靠社會最低保障生活的貧苦老人。他不聽我反復的勸阻，堅決拿出1500元人民幣加入行動。他一手抱著書，一手握住天課，照了一張照片。對我說：‘這筆錢跟著你走！這些天，只要一想到巴勒斯坦難民，我就半夜里哭了起來！’他已經幾次生命垂危，但我知道，不等到我把他的心意送到你們手里，這個90歲的老人不會閉上眼睛。”
　　原來講的正是張景臣爺爺。
　　我無法想象這一幕，給了張承志的“飛越”之行多少鼓舞。總之在此后北京作協的一次匯報會上，先生重新講起這個故事，說他視作這次行動為帶有日本語感的“決行”，也就是“死了也要干成”。他說到這時，強抑著哽咽，而滿座早已泣流成河。
　　并不只有張承志把張景臣爺爺看得這樣重。遠至馬堅先生，遠至陳克禮先生，張景臣爺爺與這些回回真正的學者，都是忘年交！他也激賞有才學、有風骨的民間辦刊人，說起來就高高地舉起大拇指。一位他所欣賞的民刊主編在北京念尼卡哈，曾邀我和我的母親去，還有東文阿訇，還有一位彝族大學生，而他特別隆重邀約的，正是只能搖著輪椅而來的張景臣爺爺。
　　去年2月，春寒料峭的。我陪李佩倫先生在牛街會見伊朗參贊，談文化交流事宜。回程途中，佩倫先生說想走一走牛街的深巷，不知不覺就走到了一棟阿式建筑。我才知道那是新建的回民敬老院。佩倫先生滿面滄桑，回頭問我和王輝：“你們有事嗎？陪我進去看一位老人吧。”我們問是哪位。答說：“張景臣。”
　　才知道佩倫先生，與老人家也早就是打小的交情了。
　　那次看望張爺爺，他坐在輪椅上，已經不太能說清楚話了。他還能認出佩倫先生，回憶起童年在南城賣蠶豆的往事。可是老人已經不認識我了。我涌起滿心的羞愧，因為除卻陪同承志先生的幾次看望，除卻我為紀念祖父祖母歸真，在古爾邦節第一次宰羊，并把羊腿肉敬送給老人以外，我似乎再沒有主動為老人做過什么了。
　　盡管有過預感，可是它真的變成了現實。那次敬老院看望的一個月后，傳來了張景臣爺爺歸真的訃告。老人走得安詳。享年92歲。
　　我是在當天下午才匆匆趕到牛街的。我在敬老院里就已經狠狠地舉過意了，等老人有歸主的一天，一定要去送一送。可是偏偏這天上午，舉辦全單位的五四朗誦會工作協調會，我是總導演，無法缺席。真主啊，誰能知道我在會場所受的煎熬和悔恨！下午到了牛街，早已靜靜如常。與楊阿訇問了殯禮的情況，稍有慰藉。
　　只知道張承志先生將自己寫的一幅挽聯，工工整整地貼在了殿前。寫著抽出的十顆漢字：“臨穴別摯友，來世約同行。”
　　中間則是大大的兩筆重字：“傷逝。”
　　2016年3月11日，于張景臣爺爺歸真周年哀記
　　王輝
　　我與張景臣哈吉相識在2006年7月31日，長篇小說《回族人家》座談會上，當時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但老人家講起老北京回回的典故如數家珍，對《回族人家》與《穆斯林的葬禮》的分析，切中要害，見解獨到，令在場的人尊崇備至。聽旁人說老人一生坎坷，尊主道，傳經訓，助寒士，幫孤殘，奔走呼號。老人對于在風暴中所受的折磨，一笑了之，而對勸化他人，總是不遺余力。這是我對老人的第一印象。后來，聽牛街的老人們說：“張伯就是牛街的活化石。”在以后的接觸中，我發現老人對知識的渴求勝過年輕的學子。一次在牛街禮主麻，看到老人家拿著張承志先生的新書在品讀。后來才知道張先生每出一冊書，都要先送給這位伯伯先睹為快。老人家視這些書為財富。
　　去年2月8日，我與彥偉兄弟陪同李佩倫先生到牛街敬老院專程看望老人家。當時老人家時而清醒，時而糊涂。值得欣慰的是老人家認出李先生后，非常高興，還憶起了多年的往事。我把這場面永遠的留在了攝像機里。據說這是老人在世最后的影像。過了1個月就傳來老人歸真的消息。很后悔沒在老人身體健康時為他做口述史。老人殯禮的當天早晨，來自北京各個清真寺的鄉老多達200余人，為老人送行，最遠的是來自50公里外的良鄉。張承志先生書寫了挽聯，李佩倫先生推掉了原先的計劃，趕來送老人最后一程。老人家的一生，沒有退休，沒有醫保，家徒四壁。連住敬老院的錢都是鄉老們湊的。但他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同不久前歸真的石恩成阿訇一樣，他們是回回民族的瑰寶，是楷模。他們的離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牛街禮拜寺有個牛脾氣的張大爺您知道嗎？（白潤生）
　　在未去北京念經、讀書前，就耳聞牛街禮拜寺歷史之古老可比西安化覺巷，令人向往。終于來到京城，學院就坐落在牛街旁，禮拜寺近在咫尺。想到日后可常常于此寺拜主，喜不自勝。
　　一日天寒，去寺中大凈，但見水房上書“滌慮處”三字，頓覺皇城根下片磚碎瓦都飽含著歷史與文化。大小凈豈止凈身而已，乃有洗滌靈魂之用，也明白了為何大小凈每凈一肢一竅均配有相關之“篤阿一”的內涵意韻。進得水房，見幾位長者正圍爐取暖，便含笑以對。正欲入室，但聽一聲牛吼：“你干什么你？”回頭一看，是位穿得臟不啦嘰的大爺。“我，我洗大凈。”“洗大凈？你哪來的你？”“我經學院的學生。”“經學院的學生你不在學院洗，跑這洗什么洗！”“學院沒燒熱水。”“沒熱水，跟你們領導自個兒說去，別上我們這來洗！”主啊，寺外寒氣逼人，寺里讓人寒心。當即離開，回學院洗了個自來水澡，平生第一回體會到了啥叫透心涼，這一洗就洗了近兩年，也由此記住了這”牛”吼的大爺，對他、對寺好感盡失。
　　后來在一次與何鳳山老師談話中說起了這事、這人，何老師笑著說：“是張大爺吧？張景塵，他可是個了不起的人啊！”“就這人，這牛脾氣，有什么了不起？”“呵呵，他可不是對你，他是對你們學院有意見，寺里鄉老都聽說你們大多數學生不禮拜。”（這是事實，那時有幾十個學生，堅持晨禮的也就七八個）原來如此，用時下的話說，我是躺著中槍了。“即便這樣，哪他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此刻，我已無怨意，念經的學生不禮拜，任何鄉老都有權鄙視。我非但無怨，還十分理解。何老師繼而對我講述了張景塵，一個普通穆斯林老人不平凡的人生。
　　張大爺，河北人，生于1923年，與家父同為九十老人。兒時，家境貧窮，入寺念經兩年未果，辭學入京謀生。人雖離寺，恩師之情不敢忘，伊瑪尼的種子深深地植入他的心靈。
　　解放之初，一切學蘇聯，作家書屋出版社出版了蘇聯學者所寫的《人類起源的科學解釋與宗教傳說》一書，書中肆意曲解伊斯蘭教義，引起了張老恩師劉殿凱阿訇的憤慨，阿訇即著《辯誤論》一書予以駁斥。稿初成，張老攜書稿去北大求助馬堅教授和陳克禮阿訇，獲兩位大師潤色、校對，后由曹旭東多思弟油印出版，穆斯林大眾好評如潮。
　　其時，張大爺在一軍工廠當工人。盡管馬堅教授善意提醒，恐有麻煩，但張老為衛教、為恩師在所不惜。果然，張老因書獲罪，被判勞教十一年，被單位除名。文革中，舉家被疏散至河北農村，又一個十一年。1980年回到北京，家徒四壁，一無所有。張大爺先被安排至回民中學，因樸實苦干被師生稱為牛師傅。后至牛街禮拜寺，做寺師傅，盡干雜役。
　　盡管社會如此不公，生活清貧，但張大爺為主道、教門的一顆心是火熱的。張大爺雖然教、俗知識均少而淺，但卻極喜愛學問和敬重有學問者。京津兩地的不說，外省市但凡有學問、有知識的穆斯林到來，張大爺必登門看望，以示尊重。已故阿訇、學者馬松亭、馬堅、陳克禮等，當今大家張承志以張老為其難得至交。而張老結交學者，并非為虛榮，實為愛教敬才。
　　張大爺對族中、教界偽信敗類深惡通絕，忠奸不兩立。始有文中開始一幕，誤以我為念經不遵經的學生，故而橫眉牛吼待之。
　　得知張大爺如此不凡，我心中敬意油然而生。后來，張大爺也接納了我，每每遇見，熱切相擁，我尊如父輩，引為忘年交。張大爺生平坎坷，卻無怨無悔，始終以恩師所囑“安拉乎的考驗，伊瑪尼的條件”為準則，因而也被眾多思弟尊稱為“伊瑪尼張”。恩師歸真前曾動情地說：“咱爺倆啊，是常青的松柏，兩世的多思弟，到后世的日子里還是多思弟”。
　　張大爺之信德，足可洋洋灑灑著文以記，非一篇短短夜譚能述盡。我想以一字高度概括其信仰品質，我以為“忠”可表達張大爺。為誰忠？為主忠，為圣人忠，為穆民大眾忠。
　　（選自《新天方夜譚》）
　　張景臣和陳克禮阿訇的往來 （元康）
　　牛街張景塵哈吉，是位虔誠的穆斯林，大家都習慣叫他“張伯”。上個世紀50年代初張景臣在北京看到陳克禮先生寫的《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就愛不釋手，這本書文字通俗易懂，道理講得非常透徹，很適合青年人看，尤其對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穆斯林，真是一本難得的普及教門的好書。張景臣從此成了陳克禮先生的忠實讀者，喜歡聽他講話，也經常向他詢問一些問題。
　　張伯老家是京東人，小時候曾跟劉殿凱阿訇學經。劉殿凱阿訇看到蘇聯人寫的《人類起源的科學解釋與宗教傳說》，發現里面有許多傷害伊斯蘭教的內容，于是就寫了《辯誤論》加以批駁。張景塵在西單禮拜時就把劉阿訇寫的稿子給陳克禮先生，請他給看看。陳克禮翻看了幾頁就連聲說好，然后說：我帶回北大好好看看，下個主麻再給你。過了一個主麻就把看過的稿子還給了張景塵，對《辯誤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后來李殿凱阿訇因所謂“伊瑪尼黨”一案被捕入獄，張景臣也受到了牽連。
　　陳克禮在北京大學任課時，有一段患了精神分裂癥，無法上課，住進了醫院。張景臣得知后，就向馬堅教授打聽陳先生的病情，馬堅教授說，你去了恐怕也不會讓看。張景臣說不管怎樣也要去看看他。馬堅教授就給他寫了張便條，讓他去試試。他打聽到陳克禮住的校醫院，就要求進去探視，但醫院說上級有規定，陳老師需要靜養，任何人都不能探視。
　　張景臣拿出馬堅教授寫的便條，說我就進去看看，不跟他說話還不行？醫生再三叮囑只能在門口看看，不許跟他說話！這樣才讓他進去。那些醫生護士都很驚訝：陳克禮是什么人物？比一個大教授大學者還有名？怎么有那么多人關心他，來看望他？張景臣進了陳老師的病房，那是一個很小的房間，就他一個人拿著本書，背著身子站著。張景臣給陳老師道了賽倆目，護士趕緊說：“不是不讓你講話嗎？”張景臣說：“這是我們回民的問候語。”還問他需要什么東西不？但陳老師只是呆呆地看著他，什么話也沒說。這時，護士就往外攆：“看看就趕緊走吧，領導不讓別人來看他。知道又人來該批評外我們了。”
　　這是在1954年春夏期間的事。張伯對陳克禮先生有深厚的感情，得知他犧牲的消息后，非常難受。每次提起陳阿訇，張伯總是贊不絕口：陳克禮阿訇爾林那叫深，嘿！誰都比不了！
　　今年三月，尊敬的張伯歸真了，讓我們深感悲痛。我們永遠懷念這位正直、堅忍、愛憎分明的老人，愿真主提高他在天園的品級！阿米乃。
　　2015年3月14日下午
　　黃寶國
　　今天驚聞北京的張景臣老人歸真了，這消息讓我很是悲傷。我跟老人是往年交，而且感情深厚。
　　想當年，我在出版《高原》的時候，張老是《高原》雜志的忠實讀者。我們雖然從未謀面，但時常電話聯系。
　　后來，在2004年的國慶節，他帶著一幫北京牛街清真寺的鄉佬來納家營過圣紀，他老人家還親自登門拜訪我。
　　當時我在清真寺旁邊經營著一家商鋪，我正在店里干活，滿身灰塵。張老進門就用一口純正的京腔問道：“請問，這是納家營穆斯林服務部嗎？”我說：“是的，老人家您需要點什么嗎？”他說：“我找黃保國。”我說：“我就是，老人家您找我有事嗎？”他上下打量我一番，又問道：“我找辦《高原》雜志的那個黃保國。”可能是我當時滿身灰塵的原故，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位雜志社的主編。也許在他的印象中，主編就應該是西裝革履，一副很斯文的模樣。而且這個穆斯林服務部也不像一個雜志社的格調，這分明是一家商店，并且站在他面前的這位卻滿身灰塵，一副打工仔的模樣。我笑了笑，接著回答：“老人家，我就是。”這時我已經意識到來訪的這位老人一定是《高原》雜志的讀者。張老再次上下打量我一番，還是堅定的問道：“我找辦《高原》雜志的黃保國。”我仍然笑著回答：“老人家，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位黃保國。”老人又用懷疑的眼光反復打量我一番，并輕聲地問我：“你真是那位辦《高原》雜志的黃保國嗎？”我笑瞇瞇的回答道：“是的，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位黃保國。”老人很興奮地走到店門外，對著外面的一群老人揮揮手，高聲的喊道：“快過來，這位就是我們要找的黃保國啦！”后來我才從他們的口中得道，他們懷疑這個掛著“穆斯林服務部”招牌的店鋪不是《高原》雜志社。是啊！全國有多少讀者知道，這本很有影響力的刊物的辦公室是一家店鋪呢？全國又有多少讀者知道，這本思想性很強的雜志是由這個店鋪的主人一個人承辦的呢？
　　十多年過去了，在這十多年中，我曾多次去北京牛街清真寺看望這位讓我敬重的老人。今天，他離去了，我在想，我再去北京牛街清真寺還多大意義呢？
　　敬以此文來記念這位我非常尊敬的張景臣老人，愿真主慈憫他。阿敏！
　　牛街的張伯 （李海欽）
　　提起北京的回族，人們自然會想到牛街。而提起牛街我就會想起張伯，張伯在我的心目中就代表著牛街。我和張伯有長達二十年的忘年交，在他身上有著太多的牛街記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是我人生的谷底。多年的強直性脊柱炎讓我直不起腰，又從高考那座獨木橋上重重摔下來，我變得郁郁寡歡，沉默寡言。自卑、自責、疾病難愈，所有這些在我心里翻來覆去，常常徹夜難眠。人不順時總愛怨天尤人，心就慢慢封閉起來，跟家人無話，跟外人無語，這樣下去我真會垮掉。開齋節漸近，我舉意能騎自行車去牛街禮爾德拜，祈求安拉改變我的境遇。母親常說真主不屈人的愿望，后來我真的實現了我的舉意。那天，我一大早洗過大凈從家騎了近一小時的單車到了牛街，禮完爾德拜后，我試圖能在牛街附近找點兒事做，最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經書流通處，謀得一個當售貨員的差事。一百二十元的月薪，并且賣東西還有個凳子坐，這讓我欣喜若狂，因為這是我走向社會的第一份工作。
　　經書流通處位于牛街教子胡同與南橫西街的交會處，離牛街禮拜寺很近。經營的都是穆斯林的生活用品、經書和阿拉伯語教材。我靦腆自卑的性格這時不得不面對來自本地和外地的多斯提們。在和形形色色顧客的交談中，我逐漸打開了心扉，猛然發現自己毫不缺乏與人溝通的能力，缺乏的只是勇氣。來來往往的顧客中有學者、商人、學生、鄉老，也有做禮拜的坊民。有的人多少天來一次，也有的人幾個月露一次面。而每天都能看到的身影只有張伯，張伯家就住在清真寺對面的門章胡同，每次禮拜完后，他總要來我這兒轉一圈，侃一會兒再回家。
　　張伯當時已年近七十，仍鶴發童顏、精神矍鑠，一直戴著那頂白色禮拜帽，騎著一輛28型鳳凰牌舊自行車，車后搭著個軍綠色布兜兒。一進門，不管我們這屋里有誰，都會被他的聲音吸引過去。他滿嘴京腔京韻，乍一聽還以為是單口大王劉寶瑞。張伯說話從不作鋪墊，如果你頭一次接觸他，聽他講話，好像是錯過一部電視連續劇的幾集劇情，從中間欣賞了一樣，需展開聯想，才能把故事的輪廓慢慢辨別清晰。
　　從王靜齋到馬堅又到陳克禮，從白崇禧到馬本齋，他聊起這些回族精英們的故事時如數家珍、繪聲繪色，他們是張伯永恒的話題。當然他也講有些虛偽學者的沽名釣譽和普通穆民的逸聞趣事。有些是書上寫的，有些是他聽來的，有些則是他的親身經歷。陳克禮住院時他曾去探望過，馬堅教授家他也拜訪過好幾回，現在的回族學者好像都跟他有過或多或少的來往。而他只是個牛街清真寺的鄉老，身份不高，也算不上文化人。那么他憑什么跟這么多回族名人有來往，當時我覺得是個謎。
　　跟張伯真正的接觸，始于他送給我一套書。我酷愛文學，總想通讀一遍《一千零一夜》，當時在書店很難買齊，而且都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如果能得到一套納訓先生從阿拉伯語翻譯的《一千零一夜》，簡直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我跟經書流通處的同事聊過此事，李大姐是土生土長的牛街人，性格開朗，直言快語：“這事你得找張伯。”我羞澀地說：“那怎么好意思。”
　　那天張伯來了，他還沒開口說話，李大姐搶先一句：“張伯，小李想問您要一套《一千零一夜》。”她的話讓我猝不及防，心被提得老高。沒承想張伯還是那副樂呵呵的表情，“得嘞，下午給李子拿一套過來。”我原本覺得復雜的事情竟如此簡單地解決了。下午張伯又來了，送給我一套嶄新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納訓翻譯的《一千零一夜》。我如獲至寶，愛不釋手，每夜孜孜不倦地閱讀著。在那憂郁苦悶、孤獨無助的日子里，這套書給我平添了許多快樂和溫暖。
　　張伯在教門上對我有很大影響，雖然他的宗教知識有限，但當時對于只會背“清真言”的我來說他是真正的大爾林。他教會我幾個短索勒，并規范了我的禮拜姿勢。我心里暗自笑自己，曾經的禮拜真有點兒濫竽充數。聽說他文革期間坐過牢，在獄里還堅持把齋、做禮拜，這更加深了我對他的敬意。我也漸漸明白為啥有那么多回族學者、學生以及各地的多斯提都喜歡跟他來往。他為人既透明又熱情，對教門里的事兒更是盡心盡力。哪個學者缺份資料，哪位學生缺本教材，他都能想盡辦法找來，或郵寄或托人捎，常常搭錢搭工夫，需求者大都有雪中送炭之感。我原以為張伯很有錢，第一次去他家的經歷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從心靈深處觸動了我。
　　一天下班后在清真寺門口碰到他，他讓我到家坐坐。我正想認識一下他的家門，便把自行車放在寺門口，隨張伯繞過清真寺的影背墻向西拐進一個胡同。胡同很窄，有一米左右寬，若迎面來個胖子或推自行車的，那得側身才能過去。七拐八拐走了三四十米，前面豁然開朗，是條較寬的胡同，大概能過輛小轎車。又走了沒幾步便到了張伯家的院門口。進了院門有種繼續穿小胡同的感覺。這是個擁擠地住著十來戶人家的大雜院。大家因需求而拓寬空間，早已把院子變成了一條狹窄的過道。最里面的一間就是張伯的家，門口生著爐子，爐子上面坐著個鍋。他把我讓進屋。這間屋頂多有十二平方米，一張雙人床就占去了四分之一的空間。我猛然發現，床上的被窩里蜷縮著一個老太太，眼睛似睜似閉，樣子有點兒嚇人。
　　“是大媽嗎？”我問張伯。他點點頭，我剛要跟她打招呼，張伯又搖搖頭，“她聽不懂，瘋了十幾年了。嗨，房漏又遭連陰雨，前年又得了半身不遂，比植物人強點兒。”他邊說邊收拾起沙發上的雜物，讓我坐下。“哈桑，你坐一會兒，我買倆燒餅去，鍋里有小米粥，今兒個跟這兒吃。”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已推門出去了。
　　我靜靜地坐在沙發上環顧四周。床頭有個書架，參差不齊地擺滿了各種書刊雜志。墻是用報紙糊的，日久發黃，上面掛著幾個鏡框，有老兩口年輕時的合影，也有張伯和眾鄉老一起的留念。我對面墻上最醒目的地方掛了幅經字畫。我當時不識阿拉伯文，只覺得高深莫測，不知出自哪位大家之手。
　　眼前的環境讓我心情逐漸沉重起來，張伯作為一個寺里的鄉老能有多大點兒收入，又常年伺候著一個重病人，生活得如此窘迫。思索間張伯拿了幾個熱氣騰騰的燒餅進了屋，此時我自知自己的到來純屬給他添亂，但盛情難卻。我們一起吃著熱燒餅，配著早已炒好放涼的土豆絲，喝著小米粥。聊天中我還得知他有三個兒子，工作一般，收入不高，又都有了下一代，自顧不暇。每個月接濟點兒錢給張伯。張伯身體硬朗，倒也無需他們照顧，且還能照顧老伴。我們還聊了許多教門上的事兒。那頓飯讓我至今難忘。
　　當天晚上，我輾轉難眠。我頭一次去那樣的大雜院，又頭一次見識了張伯的生活。外人看到的永遠是張伯豁達開朗、樂于助人，既和藹又幽默的一面。我想是信仰給了他這種無比堅忍、無私無欲、樂觀向上的性格，并且感染著別人。而我呢？只是得了個慢性病，在生活上遇著點挫折，就如同世界末日來臨了。我絕不能消沉，我并不孤單，我有父母的疼愛、家人的關懷，還有健全的頭腦，還有青春年華，還有人生的漫漫長路等著我去走完。一時間我有了不少人生感悟，許多激勵人生的警句格言也從心底冒了出來。我發誓從此要勵志圖強，改變人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出國留學成為一股熱潮，北京云集了成百上千的有志回族青年。他們懷揣夢想，遠離家鄉，分散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等有阿語專業的大學，或參加培訓班或插班到本科班旁聽，還有些自發地組織起學習班，湊錢請大學老師授課。在他們的影響下，我開始自學阿拉伯語。我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每天經營著阿語教材、穆斯林音像制品，沒顧客時就可以自學，不懂時就先用筆記下，等有買書的懂阿語的學生來就向他們請教。經書流通處的馬經理也很支持我，同意我把教課的錄像帶拿回家看。那時張伯每次來，見我在學阿語，總愛用開玩笑的方式鼓勵我，我記憶最深的話就是“大翻譯官，又學上了”。
　　在此工作了一年半后，我感覺對阿語漸漸入門，便辭掉了工作，專門去學阿語。這期間見張伯就少了，偶爾來牛街禮主麻也會碰到他。1993年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工夫不負有心人，我獲得了去阿聯酋留學的機會，那心情就如同阿里巴巴念著芝麻開門即將打開寶庫一樣。出國前我專門去了張伯家，把這一特大喜訊告訴他。他送了我一本《阿漢字典》作紀念，并告訴我他也有好事兒，一位回族美籍華人資助他去朝覲。我想張伯對朝覲的歡喜程度不亞于我留學的興奮，我們都為對方高興。
　　我是在阿聯酋聽說他朝了覲。他老伴也是在他朝覲期間無常的，對張伯來說可算問心無愧了，從另一角度講也是一種解脫。1997年我結婚后和妻子一起去看過他，他依然精神矍鑠，和藹可親。記得除了喜糖我還給他買了兩個羊腿，他說他不愛吃肉，讓我拿回去，我讓他給兒孫們吃，他才勉強留下。那一次我才知道他基本吃素，每天都喝小米粥。但他的身體一般人比不了，特別是像我這種常年帶病的年輕人，還真不如他。那年他快八十歲了，我剛三十出頭。我倆之間曾發生過一件讓我至今難忘、羞愧、尷尬無奈的事。當時一位朋友寄存一箱書在張伯家，大概有五十斤重，我去他家取。聊過天后我要走時卻犯了難，我真的扛不起來，就算扛起來也不一定能走路。張伯看出我的心思，就說他來扛，一下子把一箱子書扛在肩上。我尾隨著他走出院門，心中充滿了羞愧。院門口有幾個老人在乘涼，他們跟張伯打著招呼，張伯徑直朝那個狹窄的通往正街的小胡同走去。我繼續跟隨著他高大的背影，突然隱約聽見有人嘀咕：一個大小伙子讓一個老人扛著……當時若有個地縫兒我真想鉆進去。
　　我是2000年回國的。說來慚愧，我沒能像張伯說的那樣成為個大翻譯官，而成為了一個小小的翻譯，但在我職業生涯中確實前進了一大步，后來又下海經商。經過幾年的奮斗，我在牛街地區的教子胡同按揭買了房，張伯也因拆遷補償住進牛街西里兩室一廳的新居。離得這么近，本應該多走動的，但我們見面并不是很多。偶爾在街上或禮主麻時遇到他，他依然講著他的故事，依然還能騎自行車，只是28型男車改成24型女車了。他的腿腳老邁了許多，但精神卻依舊。每次與他聊天，我發現我再不像以前那樣專注地聽他講述了。是我知識豐富了，還是因為還房貸滿腦子盡想著掙錢，或是別的事兒占據了思路，總覺有幾個電話要回，幾個約會要赴，幾個客戶在等著我。于是打斷張伯的話，借故匆匆離去。
　　一天我去醫院拿藥，一名小護士叫我叔叔，才感到不覺間我已到了不惑之年。不惑之年應該是人生最清醒的階段。我清醒嗎？不知道。這個時代是浮躁的，人也是浮躁的，我無奈地隨波逐流。這幾年生活得確實匆匆忙忙，總被一只無形的手牽著走，無法停下來。我想這只手大概是物欲吧。
　　這一夜我又失眠了，想了很多事，這幾年我的同學和相交若干年的朋友中，有換肝換腎的，也有英年早逝的。他們在事業上還都小有作為，經濟上也很富裕，每日山珍海味，忙于應酬，生活沒規律，人生也無章法。我跟他們不也有相似之處嗎？腰比過去又彎了許多。再想想張伯大概快九十歲了，一口好牙，一副好身板兒，一生沒有大的作為，平平淡淡，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地活著；一輩子喝小米粥，騎自行車，生活看似簡單，卻一直遵循著養生之道。騎車印證了那句話：生命在于運動。而小米，中醫認為它是最好的食物，中國人的祖先用它來祭祀谷神，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靠小米加步槍建立了新中國。社稷的稷就是小米的意思，社稷最后引申為國家的意思，可見其重要性。信仰上他非常虔誠，恪守五功。張伯也許才是真正的智者。穆圣說：穆民是穆民的一面鏡子。張伯這二十年有意無意地影響著我。我舉意明天一定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看看他老人家，耐心地去傾聽他講述教門里的事兒、回族精英們的故事。不管我以前聽過多少遍，不管我是否已知道，一定要專注地聽，一定！
　　第二天，我備了份禮物去看望張伯，我們教內教外、談古論今聊了很久很久。他除了又講了些我以前聽過的他坎坷的經歷外，還真有些新鮮事兒和以前從未涉及的話題。他流露出我是他心中最惦念的幾個回族年輕人之一的意思，我笑著說我已不年輕了。他說在他眼里我永遠都是孩子，并笑著說等他歸真時一定讓我給他站者那則。我聽后幾乎落淚，頓感我在他心中的分量不輕。
　　離開他家后我釋然了，多好的老人啊！是啊！我們優秀而苦難的回民族造就了多少像張伯這樣堅忍不拔的普通穆民？無論處境順逆，總能保持著一顆平常心、喜悅心……